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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表哥，你对‘伪证罪’和‘妨害司法公正’熟么？”

    “什么？我知道你是专攻国际商法的，但刑法你总学过的吧？我不管，你自己不行就找个可靠的刑法学牛人，甚至找教授也行。钱我会私下给的，你别问干什么。

    我就是要一切能有助于证明‘只要说谎所要掩饰的目的不属于法律规定应当披露的内容、那么说这个谎就不算伪证’的判例、组合、推演！”

    “这样可以搞定了吧？OK，给你两天。什么？太急？我加钱啊！实在不行你找个教授，把他下面的廉价研究生劳动力都动起来，查快一点。”

    “没办法，你这个环节好了之后，我还要移植呢，只能这么赶。说好了，一共八千美元。”

    顾骜挂断给表哥陆光复的电话，一个难点已然攻克。陆光复表示一定完成，两天之内会亲自驱车把顾骜要的东西送到华生顿来。

    在1981年，八千美元够雇哥伦比亚大学一个还凑合的法学教授团队好几天了。刑事类顶级的律师，贵也贵不到多逆天，终究不如商法类贵。顶级教授打表两三百美金一个小时，顶天了。

    至于研究生助手都是打包算钱的，也就是承包制。

    不过，后面的移植环节就绝对不能交给外人去做了。

    一来是常青藤各法学院的师生，不太接触国际法——他们主攻国际商法的强人是很多的，因为这个来钱，但那属于“国际私法”。至于怎么跟外国签条约、让美国加入某些国际组织，这属于“国际公法”。

    而研究公法最擅长的，其实还是外交和国际关系专业，因为他们才是专职跟谈条约、应对议会打交道的。

    其次，不仅是能力的问题，更有保密的问题。

    顾骜不能让外人知道，他拿“如何利用谎言性质给伪证罪脱罪”的材料，是想往哪个方向移植。

    这事儿如果给他静下心来，静静钻研一两个月，估计也是可以搞定的，但现在显然没时间了。

    他在别墅的花园里来回踱步了十几圈，终于下定决心，只能抹下面子去麻烦一个老朋友了。

    当晚顾骜搞材料写提纲到很晚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先去学校里先晃悠了一圈，跟同学们交流了一下进度、互相谈了点心得，再大致给基辛格教授汇报了自己的思路。（只挑暂时适合说的说）

    大约上午9点多，顾骜估计大使馆已经开始办公了，就离开学校，确认没有人跟着自己，开车往北两公里，停到了哥伦比亚特区大学里。

    然后在车里换了一身衣服，把风衣领子竖起来，下车走路去使馆。

    诸位看官可千万别把“哥伦比亚特区大学”跟“哥伦比亚大学”搞混。后者是常青藤八盟校之一的顶级私立大学，在纽约。而前者就因为多了个“特区”，或者说“DC”的“D”，就只是一个华生顿本地的辣鸡公立大学，孱弱到只有四个专业。

    不过这座“哥伦比亚特区大学”的地理位置倒是不错，正好扎在使馆区旁边。

    顾骜仅仅徒步走了两三百米，绕过李家坡、以色列、约旦和巴基斯坦的使馆后，就到了中国的使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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